羅思義：GDP增長對提升中國人幸福感有多重要？
作者羅思義(John Ross)系英國倫敦前經濟與商業(yè)政策署署長、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本文刊于9月22日觀察者網。
中國各界近來圍繞GDP的討論中所強調的“GDP增長絕不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而只是實現民族復興和提高人類福祉的手段”，無疑是正確的。但這個不容置疑的事實引出了另外兩個問題：
GDP增長與人類社會福祉之間的關系是什么?
過去三十多年來， 中國經濟持續(xù)增長，成為人類史上經濟增速最快的大國。那么從國際比較角度看，除了經濟發(fā)展因素，中國的整體表現在提升人們幸福感方面又發(fā)揮了怎樣的影響?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下文對中國與其他國家進行了系統性比較。這些比較事例清楚地揭示了如下情況：
GDP水平，確切地說是人均GDP，不僅關乎“鋼筋水泥”等物質性問題，而且是影響全人類幸福感的決定性因素。不能像潑洗澡水結果卻把嬰兒丟掉那樣，不分主次輕重。
中國在全球人類幸福感指數的排名甚至高于其人均GDP排名。
這一比較得出的結論立刻打臉了一些國際媒體和中國的買辦知識分子，他們嘗試以一種新的形式唱衰中國，比如他們曾聲稱“中國經濟將硬著陸”，但2016-2017年所發(fā)生的事情證明，他們的說法是完全錯誤的。與此同時，他們聲稱“中國經濟發(fā)展帶來的社會和環(huán)境方面的負面影響，遠超過其經濟發(fā)展成就所帶來的正面影響”的論調也早就被駁倒了。這一問題將在稍后進行詳細分析。但有必要立刻指出的是，事實上國際比較結果顯示，以上說法與事實完全相反。根據國際比較，再考慮到中國的人均GDP水準，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的社會形勢比其預期應達到的水準還要好。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就不存在明顯的、亟待解決的社會與經濟問題，但它能幫助我們更客觀得理解和評價中國，能看清中國買辦知識分子扭曲事實、全面抹黑中國的伎倆，知道就中國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來說出現一些問題并不算異?，F象，只是普通問題，從而找到糾正問題的必要手段。
因為中國的目標是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下面將就高收入經濟體發(fā)展趨勢進行分析。希望這樣的分析有助于大家了解哪些高收入經濟體是最佳的學習榜樣，以便中國從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
中國經濟成就概述
中國取得的經濟成就眾所周知，這里就不再贅述了。國際比較顯示，自1978年啟動經濟改革的39年來，中國成為世界史上經濟增速最快且持續(xù)時間最長的經濟體。從1978-2016年，中國GDP年均增長9.6%，總增長3200%;人均GDP年均增長8.5%，人均GDP總值增長超過2100%。同期美國人均GDP年均增長1.6%，總增長83%。那么問題來了：根據國際比較，這樣的經濟增長對中國社會形勢的影響如何?應如何比較這些實際影響?
預期壽命
眾所周知，人均預期壽命是衡量一國社會和環(huán)境整體水平最全面的指標。因為它概括了所有影響人類生存發(fā)展的經濟、社會、環(huán)境、醫(yī)療保障、教育和其他趨勢等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的綜合影響。因此，與人均GDP相比，預期壽命能更貼切地反映社會整體福利水平。這些不同變量之間的關系，正如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所說：
“個人收入無疑是決定生死且反映個人生活質量的決定性因素。但收入僅是影響我們享受生活的諸多變量之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可能是反映一國實際平均收入的良好指標，但人們實際得到的收入卻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此外，個人生活質量不僅取決于他的個人收入，而且也取決于各種物質和社會條件……醫(yī)療保障和醫(yī)療保險的性質(公立或私立)也是決定一個人生死的最重要因素。其他社會服務也一樣，包括基礎教育和城市生活秩序，以及人們所掌握的現代醫(yī)學知識。因此，還有許多與人們生死攸關的因素沒有納入個人收入范圍。”
預期壽命數據概括了所有影響人類生存發(fā)展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它比單個因素或者某些個案更能貼切地反映社會整體福利水平。舉一個負面的例子，比如在中國，霧霾是引發(fā)污染的一種危害性因素，其中尤以北京等城市深受其害;再舉一個正面的例子，經合組織(OECD)研究顯示，從國際比較角度看，中國教育制度具有優(yōu)越性。而且，1949年后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增長，這與當時的中國政府重視初級教育和醫(yī)療保障息息相關。
人均GDP是影響預期壽命的最重要因素
轉回國際比較。全球數據明確表明，影響一國預期壽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均GDP。拙著《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已對此作過詳細分析，所以本文僅就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數據進行梳理。但新數據完全吻合《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中所作的長期趨勢分析。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各國預期壽命差異的68%是由人均GDP決定(見圖1)。數據還顯示，一國人均GDP水平翻一番，有助于促進該國人均預期壽命提高3.4歲。
圖1
人均GDP關乎人類壽命長短
人均GDP與預期壽命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意味著人均GDP關乎人類壽命長短。根據世行數據，一個人若生于低收入經濟體，他的預期壽命為62歲，若他生于高收入經濟體預期壽命則為81歲，兩者之間居然可以相差19歲之多。
圖2呈現的是更詳細的分析：
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為80.8歲;
中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為 74.9 歲，按照國際分類，中國屬于此類國家;
中低收入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為 67.4 歲;
低收入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為 61.7 歲。
圖2
這些數據同時也說明了為何中國各界在討論人均GDP增長時，不能避重就輕，忽略其人均預期壽命。如果中國達到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那么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將比中高收入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高出五歲多，也比中國當前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高出將近五歲——生活質量的提升將有助于實現人均預期壽命的延長。因此，人均GDP與GDP并非不能帶來社會效應。較高的人均GDP所帶來的影響會極大地惠及社會和人類福祉。人均GDP與預期壽命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盡管GDP絕不是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可沒有高水平的人均GDP與GDP，是不可能實現理想的社會目標的。
貧富差距對預期壽命有顯著影響
同樣重要的是，上述圖例也表明，不僅國家間會因為人均GDP水平不同造成預期壽命有所差異，而且一國之內不同階層收入不同，預期壽命也會有所差異。目前針對發(fā)達國家內部收入差異及其對預期壽命影響的研究進行得比較充分，因為其較高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意味著相當大一部分民眾可以達到高收入水平，因此可以就收入差異對大部分民眾帶來的影響進行比較。
就拿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和最貧窮的1%的人群做比較，前者男性的人均預期壽命要比后者多15歲，而女性之間的差距則為10歲。美國城市之間的這種差距甚至更大：紐約最貧窮和最富有人群的人均壽命差距為11歲，亞特蘭大為13歲，芝加哥為16歲，費城和里士滿均為20歲。英國倫敦最貧窮和最富有人群的人均壽命差距為25歲。
應該指出的是，從國際范圍來看，沒有證據證明，種族因素在預期壽命中起著重要作用。全世界預期壽命最高的10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有7個在歐洲(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冰島、法國、瑞典和澳大利亞)和3個在亞洲(中國香港、日本和新加坡)。這些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的共同特征當然并非它們的種族性，而是它們都擁有高水平的人均GDP。也即是說，人均GDP才是決定預期壽命的最重要因素。
以上國家間以及同一國家內不同階層的比較數據再次證明，高水平的人均GDP并非不能帶來社會效應。由于人均GDP與預期壽命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高水平的人均GDP是實現長壽的必要條件。
影響預期壽命的非經濟因素
既然各國預期壽命的差異68%是由人均GDP決定，這也自然意味著其余的32%取決于另一些積極因素(良好的教育、醫(yī)療保障、環(huán)境保護等 )，或消極因素(糟糕的教育、醫(yī)療保障、污染等)。那么就這些其他因素而論，中國表現如何?
由于決定預期壽命的最重要因素是人均GDP，作為發(fā)展中經濟體的中國，其人均預期壽命顯然還達不到發(fā)達經濟體水平。但與經濟發(fā)展水平類似的經濟體相比，中國表現得又如何呢?
可以用如下兩種方式衡量：
首先，可以根據一國人均GDP推測該國人均預期壽命，因為預期壽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均GDP。
其次，對一國人均GDP、預期壽命各自的世界排名進行比較。如果一國人均GDP世界排名為第60位，而其預期壽命世界排名為第45位，那么其預期壽命高于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如果其預期壽命世界排名為第70位，那么其預期壽命則低于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
世界銀行提供了183個國家的數據，幾乎涵蓋了全世界人口的數據。以上兩種比較方式均可證明，中國的預期壽命高于其經濟(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因為按照世界銀行分類，中國屬于中高收入經濟體。
為分析社會和環(huán)境因素的影響，有必要對中國與其他中高收入經濟體進行相關比較。表1呈現的是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組織——金磚五國( BRICS)的數據。與高收入經濟體的比較分析，則將在下文進行。
表1
中國的表現好于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
根據人均GDP水平預測，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應為 73.3 歲，但中國實際人均預期壽命為76歲，兩者相差2.7歲。也即是說，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比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超出2.7歲。中國人均GDP世界排名為第72位，預期壽命世界排名為第58位——中國預期壽命世界排名比其人均GDP世界排名高14位，這說明中國的整體社會和環(huán)境條件的影響顯然是正面的。
現在對中國與同類型經濟體(世界銀行界定的中高收入經濟體)進行直接比較，這些經濟體的人均預期壽命 (不包括中國)為73.6歲 。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比其他中高收入經濟體高出2.4歲。因此，與人均GDP水平預測結果相比，中國的經濟和社會條件顯然對其預期壽命有促進作用。
圖3呈現的大型發(fā)展中國家組織——金磚五國的比較顯示，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高于其他金磚成員國，盡管巴西和俄羅斯人均GDP高于中國。(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除印度屬于中低收入經濟體外，其他金磚成員國均為中高收入經濟體。)
有必要指出的是，印度在金磚五國中也表現良好，雖然其表現不及中國，而俄羅斯、巴西和南非則表現糟糕。
圖3
G7國家趨勢
上文對發(fā)展中經濟體趨勢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明顯高于其經濟發(fā)展該有的水準，這說明中國的社會和環(huán)境因素的整體影響好于國際平均水平，對提高預期壽命有促進作用。但人均GDP與預期壽命之間極強的相關性意味著，如果沒有人均GDP的大幅提高，中國要達到與較長預期壽命相匹配的高水平社會和環(huán)境條件，是完全不可能的。這一事實清楚地表明，沒有哪一個中高收入經濟體預期壽命達到80歲，最高的也只有78歲。相比之下，高收入經濟體人均預期壽命為80.8歲，幾乎比中國當前水平高了5歲。總之，對中國來說，要達到能孕育出較長預期壽命的社會和環(huán)境條件，最重要的是必須達到較高的人均GDP。
數據顯示，如果沒有高水平的人均GDP，中國要達到高水平的預期壽命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國的目標是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但中國面臨的選擇不能簡化為如何實現高水平的人均GDP。原因如上文所述，除人均GDP外，其他因素可對預期壽命產生顯著影響——各國預期壽命的差異性32%取決于其他因素。對高收入經濟體的分析也再次印證了這一事實。
除與中國情況完全不同的小國外，可以看出社會模式和其他因素對高收入經濟體的影響。比如，美國人均預期壽命比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低4歲，西班牙人均預期壽命比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高4.4歲。結果是，雖然西班牙人均GDP比美國低54%，但西班牙人均預期壽命比美國高4.6歲——西班牙人均預期壽命為 83.4歲，美國為78.7歲。
因此，高水平的人均GDP是中國達到高水平預期壽命的必要條件。但與此同時，發(fā)展模式的選擇和其他因素對中國預期壽命也有顯著影響。因為許多高收入經濟體體量非常小，下節(jié)將重點與中國經濟規(guī)模相當的大型發(fā)達經濟體—— G7國家進行比較。
美國人均預期壽命在G7國家中最低
圖4呈現的是G7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比較數據：美國人均預期壽命僅為78.7歲，日本為83.8歲， 意大利為83.5歲，法國為82.7歲，加拿大為 82.1歲，英國為 81.6歲，德國為81.1歲?？梢钥闯觯珿7國家中人均預期壽命唯一低于80歲的是美國。
圖4
詳細分析后我們會發(fā)現，美國的情況相對來說甚至還要糟糕。美國人均GDP比G7中任何大國都高，因此按常理預測，其人均預期壽命也應是最高的。但事實顯示，美國人均預期壽命在G7國家中是最低的，美國人均預期壽命比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低4歲。美國人均GDP世界排名為第8位，但其人均預期壽命世界排名僅為第40位，比其人均GDP世界排名低了32位。到目前為止，美國的相關數據是G7國家中最糟的。
其他G7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都高于美國，并非因為它們的人均GDP高于美國，而因為它們的社會和環(huán)境條件比美國更好——它們的預期壽命世界排名遠高于其人均GDP世界排名就是明證。與美國相比，盡管它們的人均GDP較低，這些國家的社會、環(huán)境等條件更有利于長壽，而美國的這些條件就遜色太多了。
表2
美國模式是負面教材
美國人比其他主要發(fā)達國家的人壽命短，這一事實表明美國私人醫(yī)療系統、污染、貧困、種族歧視、高暴力犯罪率，以及其他因素的疊加效應導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遠低于其人均GDP發(fā)展該有的水準，也遠低于其他類似經濟體 。也即是說，“美國模式”導致美國人死得早。美國政客總是宣稱“美國模式”是“最偉大的”，但是這種導致公民“早死”的模式配得上“最偉大”這個詞嗎?
相反，正如上文所述，全世界預期壽命最高的10個國家和地區(qū)有7個在歐洲和3個在亞洲。要研究人均GDP與非經濟因素二者對人類幸福感的綜合影響，這些國家/地區(qū)是可借鑒的正面經驗。顯而易見，如果終極目標不是追求最高的人均GDP，而是社會福利最大化，那么“美國模式”是負面教材，而歐洲和亞洲一些高收入經濟體則是正面教材。
結論
實事求是的方法意味著，這種形勢對中國的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正如開篇所強調的，“GDP增長絕不是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終極目標，而只是實現民族復興和提高人類福祉的手段”的說法是完全正確的。但國際比較也表明，沒有高水平的人均GDP， 中國是無法實現其他社會目標的——因為人均GDP與反映社會整體情況的預期壽命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此外，不僅國際比較證明了這一點，而且中國國內城市間的比較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中國這些城市是國家的話，那么它們早已達到國際規(guī)定的高收入經濟體。
比如，上海人均GDP遠高于中國其他城市平均水平，2016年上海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3歲，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也高于紐約( 81.2歲 )。鑒于紐約人均GDP仍遠高于上海，這樣的趨勢證明，中國部分城市已躋身高收入經濟體，是因為中國的非經濟因素對預期壽命的影響超過了美國。
2016年12月21日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他還指出：“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推動經濟發(fā)展，根本還是要不斷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1]2016年兩會期間，中國政府報告提出，“十三五”期間人均預期壽命要提高一歲。鑒于預期壽命的重要作用，中國將其作為社會福祉指標和其發(fā)展戰(zhàn)略的一部分是合乎邏輯的，這也吻合習近平所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
要想評估某地區(qū)的發(fā)展形勢，為其設定預期壽命目標或許是更可行的標準。不過根據上文所提供的數據，顯然任何預期壽命目標設定都應符合這一國家或地區(qū)人均GDP水平。
還應當指出的是，國際數據顯示，人均GDP增長與預期壽命提高呈正相關性，是指人均GDP增長比例，而非人均GDP數量增加就行。比如，如果年人均GDP從5000美元增長為10000美元(增長100%)，人均GDP從10000 美元增長至15000(增長50%)，同樣是5000美元的增量，但前者對促進預期壽命的作用要遠大于后者。不過，從人均GDP反推人均預期壽命的話，人均GDP15000美元下的人均預期壽命要高于人均GDP10000美元下的預期壽命。
鑒于人均GDP與預期壽命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因此只要中國GDP增長，那么其預期壽命將會隨之提高。但從國際差異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的差異可以看出，這些國家選擇的發(fā)展模式明顯影響其國民預期壽命水平，特別是“美國模式”對預期壽命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
新自由主義者只是敦促中國效仿“美國模式”——以私人醫(yī)療系統為主導，取消國家給予的社保福利等等。但為何他們不解釋一下中國為啥要效仿這種導致公民比其他發(fā)達國家早死的模式?在許多歐洲國家和亞洲國家，高水平的人均GDP和其他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促進了預期壽命提高，為什么他們不要中國效仿這樣的正面例子?而美國只是一個負面例子，非經濟因素大幅縮短了其國民的預期壽命。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的買辦知識分子所宣稱“中國經濟快速發(fā)展的正面效應被社會和環(huán)境的負面影響所抵消了”的說法完全違背事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社會因素指標(對人均壽命的影響)高于經濟指標。這樣一來，在中國經濟成就面前貶低中國在社會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不對了。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沒有真正的問題，比如污染。但社會效益和負面影響的平衡，顯然并未抵消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所帶來的正面影響，美國則是反例。
中國要落實習近平所提出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fā)展思想”的理念，就應認真研究關乎人類壽命長短、反映社會福祉的預期壽命問題。這對提高中國人民福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至關重要。
[1]引用新華社2016年12月21日報道“習近平：從解決好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突出問題入手 推進全面小康社會建設”
